上人在一九六二年，应香港一些徒众之请，来到美国三藩市中国城设立了佛教讲堂。一九六三年，因当地徒众对法不恭敬的缘故，上人离开了中国城，搬到日本城附近一座破旧的维多利亚式楼房的第一层楼，楼房中其他房间的住客，则为年老贫穷的黑人，和一些到处寻求人生真义的年轻美国人。所有房客共用一间厨房。

我第一次遇见上人，是在一九六六年，那时我是个穷学生，正在找寻住处，所以我住进了二楼的一间房。当时楼中的年轻住客在下意识中，都感觉得到这位法师是一位不平常的人物。但是因为我们对佛教是一无所知，所以也弄不清楚他是怎么回事。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中国佛教的和尚，但也不懂佛教和尚是干什么的。当时有一位年轻人，甚至皈依了他，但是我们也不知道皈依是什么意思，是不是和出家有什么分别，也不知道。我们对一些最基本的佛教仪轨，及供养三宝，或持戒，则压根儿一点概念都没有，上人自己也从未告诉过人他是祖师，在中国和香港还有成千上万的皈依弟子。

当时三藩市许多中国人对上人十分不谅解，因为他搬离了中国城，只有少少几个最忠实的弟子，还定期来拜见上人，并带来些供养。上人在收到这些供养之后，也总是拿来与其他住客共享。有时他会放几包米在公用厨房供大家食用，所以我们不至于挨饿。在佛教假日时，或当上人有多余的食物时，他也会请我们一起吃中饭，上人并且自己掌厨，做出来的饭菜还蛮好吃的。

那时，即时只有两三个连中文都不懂的人来听法，上人也以后来对千百人说法时一样的态度说法。我记得我去听上人讲解《法华经》时，上人即以我们现在所习知的庄重肃穆的态度解说。上人坐在二张摺叠式的野餐桌前，背后是一面陈旧的黑板，通常没人翻译，有的话也只是两个年轻的中学生，翻得也不太高明。我那时对经文毫不了解，我去听讲时，只是想和上人在一起，听听他的声音。

上人那时每晚七时至八时，与大家共同坐禅，这是当时有的年轻人最欢喜的活动。通常会有一些人来参加坐禅，我自己在那儿住久了，也渐渐常和上人一起坐禅。虽然当时附近有一所知名的参禅中心，但我却觉得因有上人在座，我坐禅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。

大概过了半年的光景，我才认清楚了上人，认清楚了之后，我十分惊异。虽然那时我对佛教仍然是一无所知，但是我却意识到上人和我一生中所碰到的人，完全不一样。我发觉上人是完完全全没有自己，一丝一毫的自我都没有，在上人身上，一点利害冲突都找不出。他对我的了解比我自己还更深，他包容我的程度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，而且很慈悲地关怀我。所以在上人面前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。我也感觉到上人有很深的智慧和神通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，一点也不起眼，这种认知并不是我一人独有的。当时认识他的人，不论他们的种族、教育背景是什么，都有这种感觉，或者更深也可能。

几个月之后，我满怀兴奋地到亚洲──佛法的老家去找寻佛法，也是我的无知，让我碰上这样的奇遇。我在亚洲碰到的，只是传统佛教机构，二千五百年陈旧的外壳，除了少数几个例外，其他的地方完全都没有活的气息。

我回美国之后，即在大学佛学学术上追求。我先进入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硕士班，后又进入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博士班，我学校中顾问们，对佛教义理知识的广博多闻，使我叹为观止，但是我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让佛教进入他们的私生活领域中，还抗拒得这么厉害。那几年这双重失望，引起我很大的痛苦。对于我，或者需要有这样的教训，使我在遇到一位真正的大师之后，才懂得他的宝贵，才会珍惜他。

对我来说，能以常在一位像上人这样无我的人身边就够了，但是上人与我和我的家人关系十分深切。上人不只救了我们，还有其他许多人的性命。上人在我们遭遇危机时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的孩子们解决问题。对于上人赋予我们的，我们的感激之情，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。

更有价值的是，上人对我的生命带来了最究竟的意义。日常生活中，他的一言一行，在在都在阐说佛经中演说的佛法，不是幻想、神话，或抽象的戏论，他让我知道佛经中所说的法，都是活生生的、真实的，而且在我们生活中是可行的，是切合实际的。我记得上人曾说：“我们讲经时，要拿这部经当做是自己所说出来的，与我们合为一体，不要将自己和佛经疏远了。”上人一生以身作则来示范这一点。

“接受”的时期结束了，现在是自己站起来的时候了，在法中做个成人。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，这对我还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，不要因为我们对上人的亏欠太多而沮丧不安，因为这笔债太大了，我虽知识有限，也知道我们永远也还不清的。上人常说“尽力而为”，现在我只能以我有限的知见，尽我有限的能力，在我自身，也在这个无常多苦的世界上，来继续上人的工作。上人虽然离开了他的肉身，但是我知道上人还在我心深处，在这一处真正的净土里，无内亦无外。